虽然兵部同意了这个方案，认为可以统一事权，防止各省互相推诿，便于全面部署对农民造反军队的围剿。而且兵部还建议洪承畴移驻三省交界的潼关，监制山西、河南二巡抚和曹文诏、邓玘、张应昌三总兵。

可是，在首辅温体仁的劝说下，这时崇祯皇帝还是不愿意让臣下掌握较大的权力，没有同意这个方案。

崇祯皇帝把起义军活跃于三省归咎于官军作战不力，所以派太监陈大奎、阎思印、谢文举、孙茂霖等为内中军，分别出任曹文诏、张应昌、左良玉，邓玘四镇的监军。

崇祯皇帝也当了皇帝六、七年了，也在文官的面前吃过太多的苦头了，所以现在他也只能够自打耳光，任用太监派到军中充当自己的耳目，以此来防止文武官员的欺蒙。

但是，宦官们擅长的只是巧言令色骗取皇帝的信任，借以招权纳贿。在军事上他们完全是外行。所谓“监纪功过”，不过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发财的机会罢了。

而地方上的文武官员，为了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点好话，从贪污所得中分给一些油水，也就串通一气，互为表里了。

农民造反军队在畿南地区同明军作战互有胜负。由于当时造反的农民的力量还敌不过官军，华北大平原上又无险可据，在朝廷逐渐加强这一带防守力量以后，起义军就转入太行山区。

而明潞王分封在卫辉府（府治在河南汲县），他眼看农民军在豫北的力量越来越大，封地岌岌可危，乃上疏告急。因此，崇祯皇帝特命倪宠、王朴任总兵，太监杨进朝、卢九德为监军，统京营兵六千往豫北征讨义军。官军倚仗优势兵力，逐渐把起义军主力压缩在河南省的黄河以北地区。明政府以为北有重兵，南扼大河，可以把起义军消灭在这里。

而在这时候，崇祯六年五月，起义军的一位重要首领紫金梁（王自用），在河南济源病死了。王自用在王嘉胤死了以后，曾被在山西的各支起义军推为盟主。后由于明庭施展离间计，使紫金梁和其他首领人物之间有了隔阂。不过尽管如此，王自用在当时仍然是一位有影响的领袖人物。

而这时候，明庭调来的官军云集于晋、冀、豫三省的交界地区。由于当时主要的战场已经移到了豫北，因此河南省的官军称为主兵，共有八千三百余名；山西、河北和京营客兵达一万九千六百人，加上曹文诏等所统陕西兵，参加围剿的官军总数当在三万以上。而农民造反军队活动的余地也越来越小，粮食给养都极感困难，面临着被官军围歼的危险。

因此，在明庭下发的邸报中是一片乐观情绪。令人感到惊讶的是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整个明庭还是没有对纵横几省的农民造反大军重视起来。明朝朝廷的军费开支还是大部分投入到了辽东。当然，孔有德的登莱叛变也占用了明朝朝廷的大量军费。

可是汝宁军可不同，因为他们的首领——吴世恭已经做出了“天下大乱“的预测。因此，汝宁军的一切行动都是向最坏的结果而准备的。

而郑凌的推测正是基于此点。他在推测中说：如果陕匪要摆脱这种不利的局面，那一定要渡过黄河进入中原河南腹地。

可是在重兵防御之下，渡河是件很困难的事，也搜集不到这么多的渡船，所以要渡河，就一定要等到黄河封冻。因此，陕匪最可能进入河南腹地的时间，也是最危险的时间，就是今年的冬天。为此，汝宁军要尽快做好一切对敌的准备。

当然如果今年冬天陕匪不能够渡过黄河，那么陕匪将会蒙受重大的损失，在未来的几年内，陕匪也将不再可能进入河南腹地，威胁到汝宁军。

在看了郑凌的这个推测以后，吴世恭与邓启帆和薛永利等主要幕僚商讨了一番，发觉这个推测有着相当大的可能性。而吴世恭也首次能够把握住农民造反大军的动态了。而这对于汝宁军的备战更是至关重要的。

所以宁愿白用功，也不愿意抱有侥幸。吴世恭立刻开始加紧汝宁军的备战工作。而杨狗蛋的所有工坊也开始了倒班生产，抓紧每一点时间来增加汝宁军的实力。

吴世恭立刻把郑凌提拔为山川司的副司长。而且郑凌负责的这个情报汇总和分析部门，也直接归于了汝宁军的内书房来管理。

而在现代的情报搜集中，通过敌国的报纸、电视等新闻媒体的搜集，也是情报的一大来源。而现在有了郑凌的这个部门，汝宁军的情报工作终于开始打开了局面。不过，这也与郑凌自身的努力用心分不开的。这机会总是落到有准备的人的身上啊！

但是令吴世恭没想到的是，吴世恭在这里争分夺秒的，一件很大的意外事件却发生了。他将不得不离开汝宁，要赶回京城去了。(未完待续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