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韶在《平戎策》里说，欲取西夏，必先复河、湟。只要宋朝抢先得到河湟，西夏人就有腹背受敌之忧。这是利；如果让西夏人先得到河湟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时党项骑兵没有了后顾之忧，向宋朝发兵的力度会比李元昊时期更强。秦、渭两地首当其冲，兰、会两州先被割断，古渭境陷入瘫痪。这就造成了以前范仲淹、韩琦、狄青等人都不曾面对过的恶劣形势。

仁宗时期，李元昊哪怕打穿了陕西路，都只有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继续进兵，挺进宋朝腹地。这看似是一条光明大道，可那样的话会激起宋人陷入死地之后的剧烈反抗，除非李元昊能一战定中原，不然他得不到什么具体好处。

可如果西夏人得到了河湟，他们可以向西南方发展，在秦州以西的重镇武胜位置建立堡垒，那时随时可以发兵侵袭洮、河两地，宋朝的陇、蜀等州郡都在攻击范围之内。那时宋朝等于面临了一大片新战场。如果发兵去救，陕西方面的兵力、开封附近的兵力都会被分散，那样处处皆备，等于处处松散，等于无备。党项人随意选哪里进兵，都会让宋朝应接不暇。

局面恶劣到那一步，宋朝基本上就算死球了。很简单，想抵抗，只有增加军队，增加军队，就要多加粮饷，多加粮饷，宋朝唯一能立于周边各蛮族环绕下还能保持生存的武器——经济，就注定了崩溃！到时救无所救，从根子上烂掉了……偌大的文明之邦，幅员万里的大宋朝，居然被区区新兴的野蛮小族西夏人搞死，想想都让人觉得耻辱。

而这一切，都源发于最初始的那一点——是否保得住河湟。

若西夏得到河湟，是宋朝腹背受敌，应接不暇。而宋朝得到河湟，是西夏人腹背受敌，应接不暇。这是最根本、也最显著的区别。

讨论出战争的必须性之后，王韶还谈到了得到河湟地区之后的后续性。打河湟不同于打西夏，西夏那片地方，除了河套平原一小块之外，全都是穷山恶水，沙漠戈壁，老实说那种破地方，白给宋朝都不要。

河湟不一样。

首先，河湟这片土地在前代一直是汉人的，往远里说，武威之南的洮、河、兰、鄯等，都在西汉版图之内。说近的，河湟之地，在唐朝的安史之乱以前，还是辉煌的大唐的领地。是吐蕃人趁着汉地内乱，乘虚而入偷窃了它。二百年间汉人自顾不暇，久而久之，就把它遗忘了。直到宋神宗时期，各位满腹经纶的“大儒君子”们，还理所当然地把它抛弃。

河湟地区土地肥沃，“所谓湟中、浩亹、大小榆、枹罕，土地肥美，宜五种者在焉。”它完全可以自给自足，物产丰富，出产稳定，不必宋朝廷向它拨款运粮。

王安石变法走得那样急，那样乱，很大程度上，其实是为了筹措军费，实现复河湟，破西夏，收复燕云的大业。

事实上王安石也接近成功了，在他的全力支持下，王韶收复了河湟，但王安石罢相后，司马光又放弃了宋军将士们用热血换来的土地，直到三十年后，宋徽宗崇宁元年（公元1102年）十二月，宋军由王厚主领、童贯监军，才再次收复河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