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宁写了一张纸：地方士绅。叫徐文君贴在墙上的一处位置作为一个目录。

拉拢这类人有最简单粗暴的路子，授官。而且是真正进入湘王集团统治中枢的官，这些人得到了权力和认可，就会自动地维护本集团的利益，因为这样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就像汪煜那样的，本来是朝廷命官，现在立场完全在湘王集团这边。那些在士林有名望影响力的士大夫，人脉关系庞大，家族亲戚、同窗好友、学生、施恩过得人，甚至萍水之交的士绅，就都要受之影响了。

当然官位有限，只能给一部分人授官。但是这也不要紧，只要在士绅中有一派是支持自己的立场，那么有居心叵测之人想要黑自己就会竖敌，但凡有所顾忌的人都会三思而后行。而投靠过来的一派在湖广地盘上有政权和官府的支持，要压制别的士绅显然有绝对的优势。

地方士绅下面的名单暂时空缺，张宁需要此后再做一些事，才能确认添加名单上去；不过稍作思索，便写了两张纸条，汪煜、梁砚。

……但各方势力当然不止地方士绅一党。眼下在地方上活蹦乱跳的士绅，说到底都是永乐以后的臣，名义上是太宗、仁宗及现在宣德朝的门生，和建文余党实则有一种难以消除的隔阂。前仇旧怨太多了，建文这边的余臣在情感上很难接受是人之常情，肯定会排斥。

如果强制推行会有极大的副作用。决策权当然是在张宁手里的，不过有时候臣子和家养的女人有共通之处：明代男人在家里当然是一家之主，但也不乏“妻管严”或者很听妇人话的人，因为一家之主如果老是独断专行不顾她人，家里的气氛就坏了，甚至可能会产生家庭暴|力……家国天下，换做在一个权力圈子里，那种人便是暴|君，很容易和臣民脱离。

如何才能让建文余臣赞成自己的思路？

建文余臣这边也不是铁板一块、大家穿一条裤子的。大的两种分法，一是湘王集团，二是建文忠臣。这两种人是不能完全分开的，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，这些人之间的联系错综，比如周梦雄，他是湘王集团成员还是建文忠臣？所以张宁才劝说姚姬不要过度刺激建文帝，应以安抚。不然朱雀军中一些武将士卒，难免和还在建文帝那边的人有什么亲戚朋友关系，到头来十分麻烦。

他想到这里，便在卷宗的提纲上，将建文余臣和地方士绅间画了一条双向箭头，意为可以相互制衡。如果地方士绅的势力在湘王集团内成了气候，张宁便可以稍微拜托完全依赖建文余臣的处境，从而让他们之间形成相互制约不敢有恃无恐的局面。

在湘王集团旧势力中，勉强有四派出身立场不同的人，其中朱恒是汉王府旧臣，汪煜、梁砚、徐子新等是降官，都不成气候；虽然朱恒是幕僚之首，但只是他一个人的权力大，羽翼尚未形成。只有姚家和周梦雄两家的实力最强。

张宁想写下他们两家的名字，但又觉得太过敏|感，怕万一有人瞧见这些字条了产生不必要的误会。想了想便用“道”与“佛”两个字代替，反正自己看得懂就行。佛代表姚家，因为姚和尚剃了光头；道自然是周家，当然周梦雄是不是信道家，张宁便不得而知了。

这两边的人在朱雀军中的人就太多了，张宁当初起兵靠的就是姚家下面的一众人。而周梦雄出任武昌营指挥使后，又大量吸纳了各地与建文余臣相关的人，常德、长沙等府这些人掌握着军政大权。

张宁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用六部九卿制比较容易叫世人接受，而且和当今朝廷的格局一样，这便与主流接轨，更能显得正式庄重。

目前湘王政权实行的近似军国主力，武备优先，所以各寺卿的职权基本不涉军事，权重就低；可以让追随建文的臣子出任有身份但无兵权的九卿职位，借此也可以拉拢一下人心。六部就比较重要了，直接关系人事、兵马、钱粮、装备等诸多要害环节，需要从各方派系中布置以达到平衡的局面。

张宁感到头疼，拿着参议部的名册卷宗对照墙上的许多纸条想了很久，一些思路要临场记录下来，免得回头就忘了。不到一天工夫，房间里贴的字越来越多。

徐文君沏茶上来，张宁饮茶的时候抬头正看见书架上一本欧阳修撰的《五代史记》，不自觉就想起了他的《朋党论》，大概有“君子朋而不党”的论点。欧阳修这个文学家兼的政治家，张宁觉得他多少还是有些理想主义了，世人的修养如何才能达到朋而不党的地步？如何才能让人们不会为了共同的利益和立场勾结在一起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