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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百四十章 摆在眼前的新机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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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义哲看着那两个头上都流着血的日本武士眼中凶恶的目光,知道丸山说的并不是假话。

明治初年,日本虽然成立了以天皇为最高权力中心的政府,但日本尚未完成中央集权体制,从旧代延续下来的274个藩仍然保持着独立的军队、财政和领国内的统治权,明治政府对国内的控制力极为薄弱。当时的明治政府本身并无直辖武装力量,仅仅靠萨摩岛津藩、长州毛利藩为首的倒幕各藩藩兵,假如萨长联盟与明治政府的利益点不合,政府将无兵可依。势必垮台。当时明治政府在财政上仅能征收和调配全国资源的30%到40%,却要负担作为中央政府的全部支出,因而捉襟见肘,支付能力十分脆弱。且此时日本仍在欧美列强的干涉和不平等条约压迫下,明治政府继承了幕府的对外债务和各项赔款,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。虽然有了明治维新,但日本的整体政治气氛仍然停留于幕府时代,只不过效忠对象由幕府转为天皇政府而已。且各藩以维新功臣自居,在新政府中不断争权夺利。

日本政府中以木户孝允为首的开明派认识到:欲在内消除割据分裂的隐患。对外摆脱列强压迫的危机,必须构建与幕府时代不同,能“与万国相对峙”的新日本,对于这个新日本的构架。伊藤博文明确指出:必须建立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,“一切政令法度皆出自朝廷”,而其关键在于废除各藩,清除构成“小权”的基础。在具体实施上。采取先改革藩政,再“奉还版籍”(即各藩将土地和人民献给朝廷,不再为自己所私有)。最终废除各藩的渐进式政策。

按照这个政策,明治政府下达藩治职令,接着推行“奉还版籍”;同时要求萨摩、长州、土佐、肥前四藩向朝廷“贡献兵力”,设立“御亲兵”;后又实施“废藩置县”。在这一系列处理过程中,日本社会的矛盾不断积累,。

早在倒幕运动时期,维新派以“尊王攘夷”为纲领,斥责幕府的开国行为是违背天皇意志的悖逆行为。然而在明治政府提出的维新政策中,却明文规定:“求知识于世界,大振皇基”。在“攘夷派”看来,开国政策背叛了以往道路,不止要讨伐夷狄,更要追究政府的责任。他们采取暗杀来清除政府内的“开国派”。与此同时,开国与对外贸易,不平等交换造成了贵金属短缺,而贵金属短缺又引起物价上涨,使得民众生活水平下降。这使得从武士、农民到市民,整个日本社会都蔓延着仇视外国人和开国政策的不满情绪。

如果说开国只是在精神层面上刺激了士族,那么征兵制和秩禄处分则从物质方面使士族的生存发生了严重危机。在“废藩置县”后,明治政府即开始“兵权归一、军务归一”的改革,组建镇台,重新编制政府常备军,解散各藩藩兵。大量的藩兵在此过程中被迫退伍回家,从军士族大大减少,士族的出路越来越窄。明治五年十一月(1872年12月),政府下达的《征兵诏书》和《征兵谕告》剥夺了士族引以为荣的当兵特权,更引起了士族的不满。

世代继承的“家禄”是士族的根本特权之一,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虽有想法,但由于涉及到士族根本的生计问题不得不谨慎处理。在旧幕府时代,“家禄”与“奉公”联系在一起,奉公是履行对领主的封建义务,承担一定的工作,而家禄则是领主对此给予的权利,两者互相依存。家禄世代继承,工作职务也世代继承。但在废藩置县后,旧的藩政不复存在,士族们自然丧失了奉公的对象,而此时就形成了单方面领取家禄却不承担义务的局面。另外,虽然士族的俸禄已被削减,但仍占日本政府年度支出的20%至30%,是政府支出中最大的一块,使政府运转明显不灵。政府内部对一年白白支出近2000万日元的家禄意见极大,从“四民平等”和改善财政的角度要求处分家禄。明治九年八月,明治政府断然实行“金禄公债”制度,彻底废除士族家禄。虽然士族们得到了一笔抵偿金,但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士族,都因不善经营而破产,最终沦为劳动力市场上待价而沽的赤贫者。士族们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特权,他们急需维持生计的出路,而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不甘与平民为伍出卖劳动力,那么剩下的途径只有将危机向海外转移。明治政府在加强军备,进行军事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,便是将士族们的愤懑和不满引向海外!

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才会有日本的“并吞琉球”、“开拓虾夷”、“征韩”和“征台”等一系列的对外扩张理念!

看着眼前的这两个面目狰狞的日本原萨摩藩的武士,林义哲突然想起了目前在日本还未发生的“西南战争”!

这场发生在1877年日本鹿儿岛的叛乱,很大程度上,便是日本武士因为海外扩张这最后一条路给堵死后再无出路,而走上反叛的道路!

当时为了解决士族危机,日本“维新三杰”之一的西乡隆盛提出了“征韩论”。其实“征韩论”在日本由来已久,早在江户时期,部分日本学者就开始歪曲历史,声称朝鲜历来是臣服于日本的,因此日本可以予取予夺。到了幕府末期,日本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,获得与列强对峙的资本,而朝鲜自然而然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。而在日本政府内部,形成了以西乡隆盛为首的“征韩派”和以大久保利通(也是明治维新“三杰”之一)为首的“内治派”,其实对于征韩问题,两派并无二致,都认为必须对朝鲜发动战争。而不同点在于:西乡派要求立刻遣使,以获得开战的借口;而大久保利通认为遣使就是立即开战,而日本实力尚且虚弱,维新成果还未巩固,当下不是开战的时机。西乡派主要着眼于当前的士族问题,要利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;而大久保派则从长远考虑,谋求渐进式扩张,避免第三国干涉。

明治六年(1873年10月23日),天皇以敕书形式宣布采纳代理太政大臣岩仓具视的意见,推翻了西乡征韩一事。同日,以西乡为首的“征韩五参议”下野。明治政府逐步废除士族特权,本就引发了士族的不满,而对外战争暂时被否决,向海外转嫁危机的途径也被堵死,士族宣泄不满的途径就剩下反对明治政府一条路了。而西乡和近卫军官们的下野,使不满的士族们有了精神领袖和实战指挥官,让不平士族们的基层和高层得以结合,这便是“西南战争”的由来!

对于这场发生在四年之后的战争,能不能利用一下呢?

林义哲的心里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主意,他看着井上和山田二人,和颜悦色的说道:“你二人可知罪么?”(未完待续。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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