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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月。郑芝豹率领天津水师2艘主力舰，率着20多艘武装商船，以贸易的名义从天津港出发，中途经过皇城岛、耽罗岛等等中转站补给，驶往日本的长崎港……

郑芝豹在投奔肖图白前，就曾往来日本、南洋各地进行贸易。

日本日趋闭关锁国政策下，往来日本的文书叫做“朱印”，没有朱印资格的船主，便不可以在日本进行贸易。

此时，郑芝豹率领的船队，有7艘已经拥取得朱印船文书。剩下的，没有取得朱印文书的商船，也可以在长崎港停泊，顺带向日本幕府申请朱印船资格。

这个年代，作为中华上国在亚洲各地的特权是一大堆的！比如在日本，中国就充分享受特权。

众所周知，日本德川幕府奉行“闭关锁国”政策，能与日本做生意的境内外商船，需要取得朱印资格。而朱印船资格，对于众多西方商人和日本商人来说，都是很难获得的。

日本幕府对于日本的本国商人仅发个30多个朱印，也就是说，这有30多个日本船只，有资格出国贸易。剩下的敢出国，要么别回来，回来后会被判处各种刑罚。

而德川幕府对荷兰人也仅发放了5艘朱印船资格。对于其他西方商人，则已经不再发给朱印船资格。

中国商人，未获朱印船的，可以在长崎或者江户申请。而很多其他国家的船主，没有朱印文书。便会直接被没收货物，驱逐出境。日本国内的武士、大名。甚至连造500料以上的船只，都是非严禁的。限制日本国内子民出海，也是幕府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。批准少量日本的船主出海经商，其实也多是幕府官方的背景。比如，从大明进口丝绸、棉布的日本朱印船商人，十有八九都是为德川幕府办事。

由此可见，17世纪想要和日本做生意，最好要拥有中国国籍。因为中国国籍是最容易获得幕府幕府颁发朱印船资格的。

事实上，日本锁国政策，对于中国商人是大大有利的。

因为，日本的这一项政策，使得西方国家与日本贸易量大减，而中国商人乘机占领了日本市场的贸易份额。

比如，澳门的葡萄牙人。从大明进口商品，卖到日本赚银子。再用日本赚的银子，到大明廉价拿商品！通过这种“广州、澳门、长崎”航线的贸易，葡萄牙人每年可获利数百万。而这种技术含量很低的二道贩子，中国商人完全可以自己做，何须葡萄牙人？

日本市场向葡萄牙人关闭后。葡萄牙人只好去做“中欧贸易”。这个贸易，周期更长，一年仅往返一次。而做中欧贸易后，则会带来大量西方的书籍、商品，对大明经济科技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。

大多数的西方人。被排斥出了日本市场。这块市场的大部分的利益，几乎被大明商人独占。对于促进大明沿海地区的资本积累和城市化。非常有利！

只有该死的荷兰人，非常奸诈、狡猾，不知道使用什么办法，居然继续保持了与日本通商的资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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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就是日本？倒是有一点唐风！”

吴三桂望着长崎港，这座日本唯一的对外海港，经过了数百年发展，并且垄断日本对外贸易，每天流进流出的物资数千万两计，市面的繁华并不比此时天津港逊色多少。

将道子不屑道：“日本？唐风？大唐时期，万国来朝的风气，岂是日本小国这点皮毛可以比拟？”

唐风！是大唐国力昌盛形成的发自内心的自信，自信凝聚了特有的风俗。

在唐时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还未成型，中国的陆上丝绸之路，还连接欧洲、非洲、印度等地。那时候，唐朝的长安城无疑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中心。

大唐盛世时疆域无比，巅峰时本土面积超过1200万平方公里，唐朝李白出身之地碎叶城，位置便是后世的吉尔吉斯坦，那时候，中亚大部份土地，都曾是大唐国土。而唐帝国辐射、控制的藩属国，面积不下于本土面积。可惜，唐朝国力极盛不久，境内发生安史之乱，大量精锐被抽调回国镇压叛乱，也顾不上万里之遥的中亚地区，以至于中亚国土被伊斯兰文明吞并，全盘的伊斯兰化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