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地州郡的士人说自己有十恶，首恶就是废黜少帝。可废黜少帝的事是公卿百官一起干的，而且当时太傅袁隗还参隶尚书事主掌国事。现在太傅袁隗没罪，公卿百官也没罪，这罪责突然就成了我一个的了。这世上有极度无耻的人，但董卓没有想到这世上有这么多极度无耻的人。

如果自己当初没有进京，没有主掌国事。自己还会是大汉国的奸佞吗？董卓认为自己的下场好不了。不要说当初自己周旋于洛阳数个权势之间，得了个两面三刀的罪名，就是凭自己手上的军队，士人也会把自己打倒在地，势必要杀之而后快。看看士人对骠骑大将军的态度就知道。

骠骑大将军在他们的眼里就是大汉国最大的隐患，认为此人不杀就不能保住大汉社稷。董卓想想就不寒而栗。武人难道当真就比士人矮一截？这江山是武人打下来的，为什么最后反而要跪倒在这些士人面前，任由这些士人践踏****？

众口铄金的道理董卓明白，这次如果不把这些士人彻底击败，自己将永远遗臭万年。你们说我董卓乱政，说我将死无葬身之地，我就不信这个邪了。我这次就要把这天地倒过来，我要让你们这些士人遗臭万年。

举兵叛乱的不是我，乱政祸国的也不是我，该谁的罪名就该谁承担。

董卓决定迁都。

………………

当董卓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李儒和田仪时，遭到了两人一致的反对。

李儒说：“此时迁都，对社稷的破坏显而易见。长安自赤眉火烧之后，宫室尽毁，两百年来也没能重建。如果迁都长安，不但要耗费大量的钱财修建宫室，还要重建大大小小的府衙。这对今日的大汉国来说根本无力承受。”

“主公要想击败士人，扬名青史，首先是要完全控制权柄，其次是要治理好国家。迁都之举，却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，一则主公有损毁社稷的罪名，二则此举更加坐实了士人对主公的诬陷，三则激起了众怒。叛乱州郡会更多，而骠骑大将军也会毁弃承诺，倾尽全力南下阻止主公迁都。”

“洛阳如果被攻陷，主公即使占据了关中之险，但权柄又有多大？实际控制的州郡又有几个？还奢谈什么治理天下？”

“主公迁都，于国于己没有任何好处，相反，正中了士人的诡计。从此主公权柄尽失，罪恶滔天，当真要遗臭万年了。”

田仪也说道：“主公迁都，无非是想利用关中之险阻击叛军于潼关之外，利用西凉的根基继续把持权柄。或者说得更难听一点，主公还想利用迁都洗劫关东，获得大量财物。但正如文优所言，主公会因此犯下毁国之罪，成为举国之贼。”

“主公偏安一隅，要权柄没有权柄，要财物没有财物，会活活憋死在关中。主公久经战事，谋略出众，怎会行此取死之计？叛军分散京畿四周，人心不齐，实力也不集中，我们完全可以软硬兼施，以联合骠骑大将军和分化叛军为主，以防御和攻击为辅，取胜叛军轻而易举，不过就是个时间问题。”

“洛阳虽是四战之地，无险可守，但主公只要击败叛军，就能迅速控制州郡，以手中权柄治理国家，振兴大汉。相反，长安虽有崤函谷之固，据山川之险，沃野千里，但只能偏守一隅，毫无做为，而且一旦洛阳失陷，关中被围，出路尽数断绝，那可就是一块死地了。”

“昔日高祖皇帝凭关中之利得天下，为什么到我这就不行了？”董卓不急不慢地问道。

李儒和田仪相视苦笑。

李儒说道：“此一时彼一时，差距太大了，原因也太多。简单一点说吧，高祖皇帝时是打天下，主公现在是治天下，根本是两回事。”

“迁都关系到社稷的兴亡，需要数年的准备，要仔细权衡得失。即使要迁，也要定下详细的策略，否则不仅仅是祸国之举，更是亡国之举。”

“迁都长安，至少需要数百亿钱财，需要数年时间，宗庙、府衙、典籍哪一样能少？仅仅搬迁东观、云台等地的典籍文卷大概就要数月时间，我们来得及吗？做得到吗？”

“平叛之战要打应该在三月左右，也就是说，主公如果想在这短短两个多月内完成迁都，那不叫迁都，那叫浩劫，叫亡国。”

“西迁天子和朝廷，已经可以确保天子的安全，可以分化士人、削弱士人的权势，可以杜绝洛阳随时爆发内乱的隐忧，可以掌握平叛战场上的主动，也可以趁机聚敛财物为大军提供粮饷。甚至在形势极度不利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迅速回撤关中。”

“总之，西迁天子和朝廷已经足够达到我们的所有目的，我们既能拥有西迁的所有好处，也能摆脱西迁的所有坏处，而主公既能搏得拱卫社稷的美名，也能占据击败士人平定叛乱的优势。”

李儒哀求道：“主公，迁都之议万万不可，这不是饮鸠止渴之计，而是饮鸠即死之计。如果社稷倾覆，主公的权柄从何而来？主公一生的宏图大志又如何实现？”(未完待续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