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鞅的办法是重农抑商，拼命削弱商人的地位，污辱其人格，突出者如不许商人作官，不许商人乘车马、衣丝绸、置土地，以打击商业。

嬴政基本上算是商鞅的忠实信徒，统一天下后，他将商鞅的抑商政策推广至全国。汉武帝则比两位前辈更狠，他直接推出了告缗令。

告缗是算缗的延伸，以后世的观点看来，算是一种财产税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官府对商人的财产进行清点、核算，然后编造名册，作为征税的依据。

这里说的财产，包括家里的钱财、货物，车船交通工具等等。反正只要是商人，家里又没有官吏、三老、戎边军士在，就要为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缴纳重税。

因为税率很高，所以商人们千方百计的藏匿财产以避税，汉武帝的对应之道是鼓励告发。他命令杨可主管其事，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，就是被告发者将会遭受没收财产的出发，告发者则能得到账款的半数。

这个政令是抑商政策发展到极致产生的怪胎，基本上和抢钱是一个路数的。

作为商业世家，糜家对告缗令这种怪胎自然是深恶痛绝的，没想到一向主张农工商并重的李翊突然提出了这个，饶是糜竺城府不错，还是一阵心惊肉跳。

“告缗令？不，不，我怎么可能弄那个？！”李翊来到这大汉朝已经十多年了，就算是原本是一个历史小白，在这个时代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许多东西也知道了，自然知道这告缗令是怎么回事。他还在想办法提高商人的地位，以达到将门阀世族豪强们的注意力从土地转移到商业上去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自毁长城的事情来？

当然，说到告缗令，李翊也不得不感叹，古人其实一点都不笨。后世总觉得古人重农抑商，纯粹是观念问题，实则不然。汉武帝手段是很厉害的，只是国家太大，他实在找不出既能让国家从商业中受利，又能细水长流的征税办法来。

“这种办法当然不能用。”李翊摇摇头，再次宽了糜竺的心。

告缗令比杀鸡取卵的还要糟糕，这项法令的最终结局，就是把民间的商业一棍子打死，使得商人与地主、官僚合流，催生出了大量官商，最后变得形同虚设。

国家和百姓都无法从商业活动中受利，政府财政日渐窘迫，民间的贫富差距也拉得越来越大。

抛去大航海时代那些或浪漫，或惊险刺激的色彩，大航海时代其实那就是欧洲各国竞赛似的，展开的一场全面商业扩张。

李翊打算在河北全面实施的新政正是以此为蓝本制订的，想以此来主导华夏未来几百年，乃至上千年的格局，又岂会如此急功近利？

商业是让财富流通起来的唯一途径。而财富这种东西就像是水，流动起来才会越变越多。一潭死水只会逐步消亡。

“只要制订合理的税率，算缗这种方式就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吧？”华夏历代雄主都没法解决的问题，李翊当然也没办法轻易解决，他只能尽量提出合理的方式。

李翊的话音刚落，国渊就表达了不同的意见，他说道：“主公，可是商人趋利，若没有人告发，也不严加监督，就算登记造册，登记到的数值恐怕也不可靠。税率本来就低，再被人偷税漏税一番，各地衙门劳师动众收取的税款，说不定会得不偿失。”

国渊是个很标准的读书人，他对商业的理解，不比商鞅高多少。

而且作为主管如今河北三州二都护府，面积高达千万平方公里地盘的屯田事宜的屯田中郎将，国渊的目光自然是放在了农业上，因此他总觉得鼓励商业是不务正业。虽然战时可以享受到一些便利，可等到战争结束，商业终究还是得退到次要位置，将国策导回重农的正轨。在他看来，李翊之前的政令，应该就是为此而做准备的。

李翊将商人和官僚区分开来，严令官员以及官员的家族不许经商，因此，国渊对商业变法一直没怎么在意。可今天看来，主公似乎很认真的在讨论建立商法的可行性，他就不得不打起精神，好好的给主公泼几盆冷水了。

“子尼所言甚是。”王修附和道，“商人盈利，不在于在家守业，须得在外奔走经营。若其有心避税，大可常年在外不归，如此一来，他家乡所在之地，又如何统计其经营所得？令其完税？”

大将军府的幕僚之中，内政方面，除了寇准、田丰、荀彧等人之外，就以国渊、王修的资格最老了，他们可是在中平二年（公元185年）就跟随李翊的，算是最早一批投效到李翊旗下的人才。

因此这两人一开口，说的又是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观点，气氛顿时为之一变。除了寇准、田丰等位列九卿，已经开始注意起自己身份的人之外，其他人都在点头，跃跃欲试要发言的人也不在少数。(未完待续。)